股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个问题，确实争议很大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且其他股东均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二）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条件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议材料，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上述司法解释基本上延续了原《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所用的表述仍然是出资额而非股权。最高没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曾有法官会议纪要，认为股权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2023年6月15日发布的（2023）最高法民终45号判决，似乎裁判观点与第二巡回法庭的意见相左。
简要案情
1995年3月16日，韩洪与马某1结婚。宝恒公司于2010年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马某1，马某1、梁某分别持有90%、10%股权；北京丰年公司于2001年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马某1，马某1、马某2分别持有70%、30%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于2000年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马某1，马某1、马某2分别持有60%、40%股权。
垦丰公司与中油丰年（北京）石油销售有限公司、马某1买卖合同纠纷案，在审理过程中，马某1死亡，其继承人韩洪、马某宁（马某1之子）被追加为当事人。上海高院诉讼中，裁定认为马某1继承人韩洪、马某宁承担诉讼，诉讼保全措施限于韩洪和马某宁继承的遗产范围，裁定查封、冻结或扣押韩洪、马某宁继承的价值5000万元的马某1遗产，于2021年1月冻结马某1名下宝恒公司90%股权、北京丰年公司70%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60%股权。
（2020）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40xx号、第086xx号两份公证书证明北京丰年公司、宝恒公司的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韩洪享有50%份额。
2021年3月8日，韩洪向上海高院提出异议，申请解除对宝恒公司45%股权、北京丰年公司35%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30%股权的保全措施。韩洪认为，自己与马某1系夫妻关系，马某1去世后其持有的宝恒公司90%股权、北京丰年公司70%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60%股权中的50%，应属于韩洪所有。上海高院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三公司全部股份，损害韩洪权利。故申请解除对宝恒公司45%股权、北京丰年公司35%股权、黑龙江丰年公司30%股权的保全措施。执行法院认为查明案涉股权均登记在马某1名下，裁定驳回韩洪异议申请。
韩洪起诉请求：（1）解除对登记在马某1名下宝恒公司45%股权的保全措施。（2）解除对登记在马某1名下北京丰年公司35%股权的保全措施。（3）解除对登记在马某1名下黑龙江丰年公司30%股权的保全措施。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
首先，对韩洪主张排除的股权保全措施，系依据上海高院2020年12月16日作出的（2020）沪民终507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按照当时有效施行的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对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并及时通知共有人。共有人协议分割共有财产，并经债权人认可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有效。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及于协议分割后被执行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对其他共有人享有份额内的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裁定解除。本案中，韩洪主张登记在马某1名下的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虽然韩洪要求案涉北京丰年公司、宝恒公司的股权进行协议分割，该两公司马某1名下的一半股权应归韩洪所有，但是债权人垦丰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分割安排，而就黑龙江丰年公司股权分割也未达成过协议，故执行法院依据前引规定对案涉股权进行冻结并无不当。
其次，本案诉讼保全是冻结案涉股权而不是变价处分，韩洪若主张其是股权共有人，可依据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的规定，提起析产诉讼，该诉讼期间可申请中止对该财产的处分执行，以保障自身权利。
另外，进一步来说，韩洪主张登记在马某1名下前述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也存在疑问。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股权本可分别登记在夫妻各方名下，现仅登记在马某1名下，且韩洪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参与公司管理。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出资与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登记机关是取得完整股权的条件，即便韩洪可证明出资源于夫妻共同财产，也不足以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韩洪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
韩洪提出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一、案涉股权属于马某1生前与韩洪的夫妻共同财产。
第一，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是案涉股权本身，而非“投资的收益”，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案涉股权系由股东出资而取得的财产权利，是股东对其投资所占公司财产份额享有的权利。“投资的收益”在本案中则指股东因持有该股权所得的收益，包括股权的增值和红利。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的收益”，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法有明文，当无异议，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股权本身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登记在配偶一方名下的股权能否成为夫妻共同财产，可由司法据实确认。垦丰公司主张因案涉股权不是“投资的收益”而不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法律意旨。
第二，案涉股权与“股东的权利”并不完全等同。“股东的权利”亦即股东权，是指股东基于向公司出资的事实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但又不限于股东的财产权利，此外还包括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查阅公司账簿、表决等基于股东身份而享有的系列权利。案涉股权则仅指财产权利，属于“股东的权利”之一部，二者并不等同。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行使财产权利虽然受到股东身份的限制，但不改变股权的财产本质属性。将“股东的权利”笼统称之为股权，不能准确把握夫妻共同财产中股权的内涵和外延。公司法第七十五条还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若不作仔细辨析，把案涉股权概括认定为包括股东身份权在内的复合型权利，则对该股东权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亦将失去其合理性。故原审判决认为“股权具有财产权与身份权两重属性”，进而作出排除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失妥当。
第三，登记并非股权设立或生效的要件。案涉股权基于股东出资而产生，是股东因出资事实而发生的法律效果之一，即在取得股东资格之外，股东通过投资取得的相应财产权利。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股权登记与否，不是判断该股权设立与归属的实质要件。股权变更登记仅对作为民商事主体的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且此种对抗效力实为推定效力，而不宜认定为确认效力。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强制措施，系司法执行权对私人财产的审查及限制，在审查方式和强度上与民商事活动及执行异议之诉中的审判活动理应有所区别，不应简单地将股权登记作为司法确权和执行的充要条件。另外，股权登记的义务主体是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不是股东的法定义务。原审判决认为“股权本可分别登记在夫妻各自名下”而未变更登记，进而质疑案涉股权之夫妻共同财产性质，情理法未尽允协。
第四，案涉股权属于马某1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当事人举证证明。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难以确定的，主张权利的一方有责任举证。当事人举不出有力证据，人民法院又无法查实的，按夫妻共同财产处理。”依此类推，韩洪已经举证证明案涉公司股权均形成于其与马某1的婚姻存续期间，且（2020）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40xx号、第086xx号两份公证书已经证明相关股权系夫妻共同财产，垦丰公司亦无相反证据。韩洪虽然未就黑龙江丰年公司的系争股权进行公证，但该公司股权与已公证的两公司股权归属情形，并无二致，垦丰公司亦无相反证据证否韩洪主张。原审判决对系争股权归属不作确认，有失允当。
此外，显而易见，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并不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承担与履行。但是，如果将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股权不加辨别，一概认定为个人责任财产，不利于平衡保护基于婚姻所产生的财产权利与普通民商事主体间的交易安全。因此，韩洪主张案涉股权系马某1生前与韩洪的夫妻共同财产，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垦丰公司关于案涉股权并非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缺乏理据，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对马某1生前登记在自己名下股权之夫妻共同财产性质未作明确认定，亦未直接确认案涉公证书的效力，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不当，应予纠正。
二、韩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取得系争股权。
首先，人民法院冻结本案股权时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已经终止。马某1于2020年6月19日死亡。上海高院于2020年12月16日裁定保全韩洪、马某宁继承的价值5000万元的马某1遗产，并于2021年1月冻结马某1名下的案涉全部股权。即，在上海高院冻结案涉股权时，该股权虽然登记在马某1名下，但是该股权之夫妻共同财产关系因马某1的死亡而终止。本案不存在适用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前提，即“被执行人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马某1死亡，继承开始。案涉股权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应当分出归韩洪所有，其余的股权作为死者遗产按照继承处理，即便共有，也是继承人对分割前马某1遗产的共有；属于韩洪个人经析产应得的系争股权，则不存在共有问题。原审判决未认定马某1死亡具体时间这一关键事实，亦未将韩洪个人财产与马某1的遗产加以区分，径直援用上引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
其次，案涉股权一半归韩洪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韩洪提交的（2020）京国信内民证字第040xx号、第086xx号两份公证书均由公证机构依法出具，并对归韩洪个人所有的股权作出公证。垦丰公司未举示足以推翻该公证事实的相反证据，也未提出该股权分割安排无效事由，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证的事实作出认定并依法确认其法律效力。因此，本案应当认定登记在马某1名下北京丰年公司70%股份一半的产权份额归韩洪所有，登记在马某1名下宝恒公司90%股份一半的产权份额归韩洪所有。韩洪主张登记在马某1名下黑龙江丰年公司60%股份一半的产权份额归其所有，虽未经公证，但股权归属情形与前述两公司一致，亦应作出相同认定。原审判决以“债权人垦丰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该（公证）分割安排，而就黑龙江丰年公司股权分割也未达成过协议”为由，适用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亦有不当。
再次，韩洪无需另行提起析产诉讼。确认系争股权之归属是判定其可否排除冻结措施的逻辑前提。依据本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条第二款规定，确认系争股权归属可以在执行异议之诉程序中一并作出裁判。韩洪已经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应当释明并依法审判。原审判决对执行程序与诉讼程序功能未予区分，亦未识别执行规范与裁判规范，直接套用法释〔2004〕15号司法解释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要求韩洪在本案诉讼之外，另行提起析产诉讼，程序流于空转，徒增诉累，既不符合该司法解释规定，也有违集约利用诉讼资源之目的，适用法律确有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不得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宝恒公司的45%股权，不得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北京丰年公司的35%股权，不得冻结登记在马某1名下丰年公司的30%股权。
案号：（2023）最高法民终45号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其2020年第3次法官会议纪要就“夫妻一方名下的有限公司股权的归属与转让”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股权是股东基于其股东身份和地位而在公司中享有的权利，包含资产收益权、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兼具财产权与人身权属性。根据《公司法》规定，取得完整无瑕疵的股东资格和股东权利，应同时符合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这一实质要件和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等相关件这一形式要件。换言之，出资并非取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充分条件，不能仅因出资来源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认定该股权为夫妻共同共有。当股权登记于夫妻一方名下时该股权的各项具体权能应由股东本人独立行使，股东有权单独处分该股权。如无恶意串通损害另一方利益等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登记为股东的一方应按合同约定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但根据原《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转让该股权而取得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其他
本案还有一个焦点在于诉讼费。本案的起诉标的是要求停止保全行为，原告要求按照非财产缴纳诉讼费用，但是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应该按照财产争议案件收取诉讼费用。具体理由：执行异议之诉是人民法院对民事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施以司法救济的一种诉讼类型。此类诉讼案件当事人的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属于财产案件，应当按照财产案件标准计收案件受理费。依据本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执行异议申请人对驳回保全行为异议申请裁定不服，可以依法提起执行异议之诉。此种起诉性质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起诉请求涉及财产权益的，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费标准收取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属于国家财政收入，不属于人民法院可以自由裁量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严格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计收诉讼费用。韩洪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及主张能否得到支持，应当以人民法院确认案涉股权为夫妻共同财产，并确认公证的析产事实合法有效为前提，因此，本案起诉请求直接涉及财产权利，应当按照财产案件计收受理费。韩洪主张案涉公证书已经确认了系争股权归属，无需司法确权，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其上诉请求本案受理费按非财产案件标准计取，缺乏理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此项判决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END 审核：聂晶晶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