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9日宣判的“香港世纪贪污案”,控辩双方讼费高达12亿港元(约9.6亿人民币),其中某位英国皇家御用大律师Mongtomery一个人就收了2亿港元、某位香港资深大律师“日薪”15万港元。
“天价”能有多高
·25亿美元
1998年,德克萨斯州。德克萨斯州诉烟草巨头案以33亿美元赔偿金和解。律师费,25亿美元(赔偿金的19%)。代理方,艾迪·威廉姆斯律师事务所等。该律所一家就获得6.27亿美元。
·6.88亿美元
2008年,美国地区,德克萨斯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休斯敦法庭。安然股东诉讼中,法官梅林达·哈蒙(Melinda Harmon)判令安然赔偿其股东72亿美元。代理方,库格林·斯托亚·盖勒·罗德曼与罗宾逊律所(Coughlin Stoia Geller Rudman & Robbins)等。律师费,6.88亿美元(另一说法是7.98亿)。
·3.45亿美元
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彭泽尔石油公司状告德士古石油公司收购格蒂石油公司涉嫌违规,索赔110亿美元。律师费,3.45亿美元。代理方,约瑟夫·贾麦尔。(2007年,他再战一城,在一起欺诈案件中赢得1.55亿美元律师费。)
·3000万美元
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辛普森杀妻案“世纪大审判”在万众瞩目中落幕,护卫辛普森的“梦之队”为其成功脱罪。律师费,3000多万美元。
·1000万美元
1981年,美国最高法院。因疯狂迷恋演员朱迪·福斯特,约翰·欣克利在纽约哥伦比亚特区希尔顿酒店枪击里根总统并伤及其他三人。律师费,1000万美元。
·637万美元
2002年1月15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勒布朗(Lebron)诉联邦政府案,原告胜诉。律师费,637万美元。
·530万美元
2000年,美国最高法院。迪克森(Dickeson)诉联邦政府案,最高院将赔偿金定为4471万美元。律师费,530万美元。
·500万美元
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扣除律师费等各种费用后,一位因石棉中毒罹患间皮瘤的建筑工人获赔10,747,491.65美元。律师费,500万美元。
·480万美元
2012年,广州,广东省高院。iPad商标案尘埃落定,深圳唯冠与苹果公司和解,获赔6000万美元。唯冠的代理方应得律师费,480万美元。
成为“天价”,这些要素必不可少
1.律师铁齿铜牙
辛普森杀妻案的辩护律师“梦之队”中,杰拉尔德·乌尔曼任教于加州大学法学院,艾伦·德肖维茨是哈佛法学院教授,曾被《时代》周刊列入“未来50大风云人物”,被《生活》杂志誉为“刑事司法体制的偶像破坏者和鞭策者”。他那本《最好的辩护》是很多法学院学生和刑辩律师的枕边书。
“香港世纪贪污案”中,郭炳江律师团的主将是英国御用大律师克莱尔·蒙哥马利。她曾代表瑞典政府处理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引渡案,曾协助“廉署克星”林炳昌律师摆脱妨碍司法公正罪的指控。
郭炳联聘用的则是英国御用大律师约翰·凯尔西·弗莱伊。很多球迷应该会对这位律师肃然起敬——他曾为英超球星谢拉特打赢酒吧伤人案,还帮英超著名领队哈利列纳成功处理逃税罪指控。
除了英国大律师,辩方还咨询了30多位本地大律师及律师行,包括资深大律师麦高义、李定国、郭兆铭、骆应淦、郭栋明、余承章、薛冯邝岑律师行。
骆应淦名列香港刑事大律师“四大天王”,辞锋锐利,擅长盘问,曾代理罗莽、颜福伟和汤盈盈等名人案件,更在亚洲女首富龚如心遗产案中代理华懋慈善基金一方。
郭兆铭是前大律师公会副主席,曾在“10·1香港南丫岛榕树湾撞船事故”中为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辩护。在龚如心与老爷王廷歆争产案中,他受聘于龚如心,推翻了对方的墨水笔专家证供。后来的龚如心遗产争夺案中,他又受聘于陈振聪。他在此案中提供了法律意见。
2.当事人金门绣户
龚如心遗产争夺案,律师费数以亿计,如果当事人陈振聪不是本来就身价过亿,也不会有勇气伪造遗嘱。
刺杀里根的欣克利的父亲是一个百万富翁——那是1981年!
其他部门法领域同理,人多钱多之地,即兵家必争之地。以前,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有最傲人的财务报表,烟草公司如果惹上官司,标的额往往也不小。
1998年11月,美国各州政府起诉烟草巨头,要求其补偿烟草引发的医疗支出。一系列诉讼最终以和解协议一揽子解决:烟草公司免于应对个人起诉,但应改变经营中的不正当行为、赔偿州政府。佛罗里达州的赔偿额高达132亿美元,律师费高达34亿美元,由11家律所分享。
两次工业革命后,知识取代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专利诉讼的价码也水涨船高,处在浪潮之巅的互联网领域更是独领风骚。杰罗姆·莱默逊(Jerome Lemelson)持有条纹码扫描技术在内的上千专利,其专利律师杰拉尔德·霍西(Gerald Hosie)年入4000万美元。
3.案情日暮途穷
刑事诉讼中,涉案行为越严重,客户需求就越迫切,律师费也就越高。所谓"the hotter the water you find yourself in,the more expense itcan get",上述那些昂贵的刑事案件,全是命案。
4.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
此外,某些案例的石棉中毒能导致间皮瘤乃至癌症,受害者众多,赔偿也不菲。2000年,巴伦与巴德(Baron & Budd)律师事务所为受害者成功索赔1.5亿美元,律师费高达4500万。2012年,该所代理的另两起案件里,加州一位间皮瘤患者获赔4800万美元,德州一位患者获赔5500万美元。该律所捐献70万美元促进侵权法改革,也就不难解释了——战略投资嘛。
《联邦民事侵权赔偿法》类似我国《国家赔偿法》,美国公民可就联邦官员执行职务的过失或不法行为索赔,金额上不封顶。不同于中国,美国的人身伤害等侵权赔偿有时会有惊人高价,尤其是不法致死、婴儿出生伤害、大脑和脊髓损伤等类型。
如果侵权大规模发生,出现了集团诉讼,律师费就更多了。2013年7月11日,“黑农民歧视案上诉案”最终以12.5亿美元和解,律师费为90,835,000美元,对此,弗里德曼法官撰写了33页的长文论述了其合理性。类似案件屡见不鲜,2005年《集团诉讼公平法案》将管辖权收回联邦法院,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了对法院监督不力的担忧,统一赔偿标准。
“天价”到底值不值
那么,这些昂贵的法律服务最终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了判决结果、为客户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枪击里根的“疯狂追星族”欣克利被控以13项罪名,最终因查出有精神病而被判无罪。辩方反驳说,欣克利毫无政治动机,手无缚鸡之力,甘冒杀身之祸,以荒诞不经的方式追星,想法和行为大异于常人。
辛普森案在刑事诉讼中被判无罪,在民事诉讼中却被判因不法致死赔偿3350万美元。
至于烟草诉讼,哪怕草草浏览一遍协议,就能感受到律师的心较比干多一窍。协议最早由占据了97%市场份额的四大烟草公司签署,它们被称为“最初参与厂商”(OPM,即Original Participating Manufacturers ),后来加入者称为“后续参与生产商”(SPM,即subsequentParticipating Manufacturers ),未签署协议的则称为“非参与生产商”(NPM,即 Nonparticipating Manufacturer )。各类公司的赔偿标准各异,赔偿额按前一年市场份额测算,并逐年随营收额调整;协议实施后90天内就新加入的烟草公司,比更迟的加入者多享受一些豁免。
上世纪50年代到1994年,美国个人对烟草公司的起诉多达800多起,只有2起胜诉。1994年,各州政府纷纷以违反消费者保护法、反垄断法起诉烟草公司,烟草公司不能沿用私人诉讼中的抗辩了。1997年6月,全国检察官协会和烟草巨头提议国会统一解决,并草拟了《统一和解协议》,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没错,就是2008年共和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将其提交到了议会;1998年春,国会拒绝了这个提案。直到1998年11月,46个州政府和烟草巨头才达成《大和解协议》,它后来又衍生出了《无烟烟草大和解协议》和《第二阶段和解协议》。后者为赔偿受烟价变动损害的烟草种植者设立了“全国烟草种植者赔偿信托”,烤烟和白肋烟种植者及其股东作为受益人,能从该信托中财产获得分配。该案大部分赔偿都是以信托基金形式实现的。赔偿额起初暂定为2.06亿美元,25年付清,并将根据通货膨胀率、产量、税收、计量误差调整。更值得一提的是赔偿金的使用。其中一部分用于设立美国遗产基金会(ALF,American Legacy Foundation),2005年,它因促进青年戒烟的“真相运动”获得艾菲奖。
律师能有多优秀呢?法官都忍不住点赞了。“这个诉讼始于2001年秋,六年的记录见证了整个过程的漫长和艰难,因此,律师分得9.52%也就很合理了。”审理安然欺诈案的哈蒙(Hamon)法官在判决书写道。她盛赞代理该案的12位律师,誉科夫林·斯托亚律所(Coughlin Stoia)为证券法庭的“雄狮”。
律师为何敢“狮子大张口”
美国律师协会的《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1.5条启示了州和联邦对律师费的立法规制。在美国,律师费从每小时15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大型律师事务所的计费工时通常在1800小时以上。第一个收费突破每小时1000美元的律师是2005年末的班杰明·希维勒提(Benjamin Civiletti),他后来出任美国司法部部长。21世纪初经济衰退后,囊括一揽子费用、固定费用、成功酬金等的“替代性费用安排”(AFA,alternative fee arrangements)越来越受客户青睐。人身伤害侵权纠纷中,成功酬金通常占赔偿额的三分之一。
多数法院认为以实际支出定律师费不符合衡平法,改采“指标收费法”,即合理的工时乘以合理的费率,有时再乘以反映案件风险或复杂度的因子。判断律师费的首要标准是“合理性”。不合理的超额律师费(如与案件无关的日常开支、超额配置人力导致的支出、就已再利用的工作成果的收费、收费天数过长)都可能被法庭否决。
1982年,哥伦比亚地区法院提出了测算专业法律服务费用的工具——拉菲矩阵。
1985年,沃尔特诉美国辐射幸存者协会案中,最高院判定,法院对限制律师费的相关法律是否合宪的问题,只做基本的合理性审查。中国海洋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昕介绍,这是美国法院对法律合宪性进行司法审查时用的标准中最低的一种。根据这种宽松的审查标准,只要立法机关能提出限制律师费的任何合理理由,法院都应认可其合宪。
法官列出了七个判断律师费合理与否时应考虑的因素:
1、赔偿额、受益人数。
2、委托人对和解或律师费条款的反应。
3、律师技能和效率。
4、诉讼的复杂程度、持续时间。该案和解协议历经20稿,和遍布全国的集团成员一一开会。
5、律师无报酬的风险。
6、律师工作时间。
7、同类案件的律师费。
不难看出,法官对此并无定论,最后还是要参照同类案件,对自由市场的尊重跃然纸上。
毕竟,羡慕是没有用的,一分钱一分货在法律服务市场也是真理。
获得天价报酬的香港律师们,技能自不必言,职业操守也远超同行。很多客户委托律师保管资金,连专门账户都交由律师开设。当然,这也与香港对律师违规惩戒严厉有关:出具虚假文件或承诺不仅会被吊销执照,情节严重的可能还要负刑事责任。一位香港法律界人士称,律师费通常按小时计价,大律师越有名,单价越高,虽然定价可能面临合理性审查(resonableness test),但基本是自由的,并无上限。只有一些条例、附属法例涉及评定讼费的救济。郭氏兄弟为了自由一掷千金,大律师们人均1.5万港元至15万港元的日薪,加上审前“开会费用”,天价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宏观制度也不可忽略。
律师费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法律明定标准、只能严格执行,二是国家或律师协会规定一个参考标准,律师和委托人参照即可,三是完全自由。
日本的收费标准属于硬性规定,涉及财产的诉讼案件、非诉案件、行政案件等先按标的额的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胜诉后再按相同比例收取“成功报酬”,败诉则不收报酬。这些都有专门的计算表,50万日元以下手续费、胜诉费均为15%,超过部分分九个等级递减,最低手续费、胜诉费均为2%。刑事辩护除按规定收取手续费外,还按照对被告量刑情况收受不同的胜诉费。
除了丹麦、意大利、希腊,欧盟成员国一般规定,除法律援助适用特殊规定外,刑事诉讼的酬金完全自由协定。意大利有一个专门价目表规定收费的最低和最高限额。在丹麦,辩护律师由国家付费,费用则由法院确定。
对与民事诉讼有关的酬金和开支,欧盟各成员国规定对诉讼事项都是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进行收费,对于出庭辩论、调查案情等都有规定的收费标准。另外,许多国家律师收费(除日本外)不论胜诉或败诉都按原来确定的数额收取。
在美国,联邦律师协会设立仲裁解决纠纷示范规定,各州律师协会设立不同的律师收费标准供参考。收费原则主要是合理性和意思自治,为了防范恶性竞争压低律师费用、伤及律师行业,一般只限定最低收费。
那么,我们国家呢?
2014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规定,除了刑事案件、劳动纠纷、公益诉讼、国家赔偿案件等的代理,其他律师服务均自由定价。
我们希望这是更自由诚信的法律服务新篇章。